然而，要真正做到“慎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是因为“独”，便会放任自己，从而导致很多的不“慎”。既然没有人看见，就会有侥幸之心，做了什么别人也不会知道，那么就自我放纵。于是在一次次的不“慎”中，道德在滑坡，心灵被玷污，人格被扭曲，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在扩大……这是多么危险的自我流放啊，能不“慎”吗？世间的诱惑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总是在人们孤独的时候来临，敲扣着不甘寂寞的心。那些自我沦落的灵魂不正是由于没有经受住潜在的诱惑吗？

其实，“慎独”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在不为别人看见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自己赤裸裸的灵魂。而此时也正是我们修养道德品性的最佳时机。只有通过“慎独”的不断修炼，我们才能获得真正高尚的道德修养。

毕达哥拉斯说过：“无论是在别人跟前或者在自己单独的时候，都不要做一点卑劣的事情——最要紧的是自尊。”是的，无论何时何处，都应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值得别人和自己尊敬的人。

独处静思，读书习字，听听音乐，放飞自己的思绪，荡涤自己的灵魂，享受宁静，沐浴阳光，难道不是一种美好的乐趣吗？

善善及后，恶恶止身

刘恺，字伯豫，东汉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刘邦后裔。当袭父爵，让给其弟刘宪，遁逃避封。执政官奏请收回刘恺封国，章帝嘉赏刘恺的义行，特意优待宽容，诏许等待，但是刘恺始终没有回来。多年后，执政官又提起此事。侍中贾逵上书曰：“孔子曾说：‘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有关部门不能体恤刘恺礼让向善的本意，只是简单地比照惯常的法则处理此事，这恐怕不能成全其礼让的善心，也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风气，更无助于形成宽容仁厚的教化。”和帝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诏谕：“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父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固。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于是同意刘宪袭爵，并征召刘恺为郎。后迁侍中。安帝时，官至太尉。

刘恺任司徒时，大将军邓骘权势熏天，征西校尉任尚是邓骘的亲信，因贪赃枉法被判罚充军。太尉马英、司空李郃等人畏惧邓骘的权势，为了讨好邓骘，擅自将任尚赃款赃物全部发还本人。当时他俩游说刘恺，被刘恺驳斥回绝。后来，此事暴露，朝廷重责马英、李郃二人，高度赞扬了刘恺的刚直。

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者也者年），清河相叔孙光因贪污罪受到惩处。同时，居延都尉范邠也因贪污触犯刑律。皇帝下令让三公廷尉讨论定罪。当时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都提出依旧例治罪，株连其家族及子女。刘恺当时任太尉，依据《春秋》大义，从人性出发，释发刑罚本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令使赃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意思是说：褒扬善事功德时，应该延及其子孙后代；惩治坏事，清算罪行时，应该只追究到他本人为止，不应株连其子孙或亲属。之所以这样做，是尽力引导人养成好的行为。《尚书》说“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就是说如果因为他们贪赃枉法而株连其子孙，恐怕会连累好人，这并不是先王制订刑律的本意吧。）

刘恺性好古，贵处士。论议宏正，辞气高雅，不阿附权贵而敢担道义。“推至诚以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厌（y佟）然］：躲藏掩饰的样子。

［揜（y伲n）］掩盖。

品德低下的人无所事事之时，就会做坏事，无恶不作，见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闪闪，竭力掩盖自己所做的坏事，对于所做过的有限的好事就自吹自擂，以彰显自己的善行。要想了解自己，就如同想要看到自己的肝和肺那样，这又有什么作用呢？因为，内心的所想一定会真实地表现到外表上，反映在行为中。所以，品德高尚的人纵使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会谨慎戒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