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行会为了保持各自的独占利益，在相近行业之间存在严格的分工限制。像苏州玉器手工业，做长器者只许做长器，做圆器者只能做圆器。上海开埠后，木匠手艺乃有红白帮之分，红帮专揽西人工作，白帮则起造华式民房。这些相近的行业不仅彼此从事类似的作业，而且又都构成各个行帮的一种专业。这种行会技术分工的发展导致职业和行帮数目日益增多，进一步加深了各行手工业者之间利益的对立。为了弥合这种对立，避免同行之间的竞争，行会对本行业的生产经营亦施加种种约束。如规定只开设作坊而无铺面的，其产品不准私自销售，只准发铺行销。有的行业因有挑担和铺面两种经营形式。行会对各自营业范围地点亦加划分。有的行业对接受来货加工，必须公摊分配。至于外行私做手艺或外来手工业产品在本地贩卖，更受行会的严厉禁止。同时，行会按不同品种的手工业商品，规定划一的价格，定期调整，并且要求维持产品应有的规格质量，以免有碍销路。手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各项原料，也是要通过行会分派取得，同业不得私自购进。

为了维护行业内部的结构稳定，行会限制每个作坊内部生产设备的扩大；也限制行内每个铺坊帮作(客师)和学徒的人数，还规定帮作和学徒不能同时私自帮作别家，老板也不能把活计发外包做，或私自伙同外行生理。行会还禁止行内成员为了竞销而随意延长夜作或加班时间。帮作及对出师学徒的待遇，也要按照行会规定的工价标准支给。

手工业行会实施行规约束和强制会籍原则的严厉程度超过商业行会，而与一些中小商业的行会相近。手工业者为了维护本行业的狭隘利益，对破坏行规者轻则经济制裁，重则以暴力对付，肆行殴打致死。

所有这些行会措施的目的，都是力图消除行内成员在生产经营和佣工受雇方面可能引起的竞争，使行会手工业生产保持最大限度的稳定。行规对产、供、销各个环节施加的种种限制，虽维持了行会内部的简单再生产，但阻碍了扩大再生产。在严格的行规限制之下，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手工业铺坊随意地变成为较大的企业，从而对社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直到世纪年代后期，随着中国职工运动兴起，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形式才开始日趋没落。

云南铜矿

清代重要的矿冶业之一。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钢、锡著名。元统一云南，驱使漏籍户开采铜矿。天历元年()课铜两千余斤，是全国惟一铜课。明初行官矿制，宣德罢官矿，渐以民营为主，年产不足万斤。嘉靖以后，年产亦不过万斤左右。至清代，滇铜年产余万斤，产量盛时约占全国铜产量的%以上，是清代全国铸钱业的原料基地。康熙朝(～)恢复生产，采冶技术较前亦有发展。

滇铜的采冶技术清代探矿技术仍停留在凭经验识别地势、地貌，据苗引找矿。滇铜亦然。采矿则明硝甚少，多是沿苗脉凿硐，硐内再分类。主要是斜巷入山，深者长达数里，逐级开采。硐内用木架镶，通风用风柜(大风箱)，长巷另开风硐。照明用油灯盏。云南铜矿已广泛利用较为先进的唧筒原理排水，即用人力拉竹木制成的“龙”(往复泵)排水。一个大矿需设龙百余，用工千人。采矿全靠人力锤凿，用麻袋、吊筐背出。劳动条件恶劣，遇积水、崩塌，死者多至数亩。采掘工的生产效率一般在日产二三十斤。冶炼方面，在矿石洗拣后，有配矿技术，即将含铜成分不同的矿石相搭配，间用白石、黄土作媒剂，使炉温均匀，同时熔化，易流，所用冶炉均为高炉型。大者高一丈五六尺，小者高七八尺；进料、放渣、出铜及鼓风各有孔道；较之《天工开物》所记明代冶炉(高五尺)颇有进步。另有精炼炉，属平炉型。大炉所炼铜板纯度约～%，精炼后可达%，是当时最佳水平。滇铜多贫矿，须先烧结，再入炉炼，往往须反复烧炼多次，最后失败者亦有之。

滇铜的生产与铜政铜系铸币材料，清廷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铜政。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棠对滇矿实行招商开采，抽税%，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另由官府发给“官本”，属预付贷款性质，下月交铜时扣还；商民不借官本者，亦须运铜至官铜店交官收购。官收价每百斤银三至四两，不足市价一半。又派官驻厂监督生产，设役巡缉私铜。商民不堪苛扰，多逃往山区边地私采、私炼以至私铸。清廷因铸钱需铜，于雍正元年()，令云南整顿铜政积弊，并令除税课及官府收买供本省铸币者外，余铜听民自卖。铜产由此转盛，雍正四年至十三年，年产铜由万斤增至万斤。

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乾隆三年()突破万斤，其后最高年产量达万斤。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年供京局万斤，称“京铜”。以后年额续有增加。三十五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运京师铜连同加耗高达万斤左右，遂成定额。滇铜除供京铜和本省鼓铸外，各省也来滇采购，岁有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