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地理考察十分时行。所以，元朝时出现了许多游记、地理志和图志之类的图书。其中游记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随丘处机（～，号长春真人）游历中亚的李志常的《西游记》，随常德（蒙哥大汗时的特使）于年到波斯西北部西觐皇弟旭烈兀的刘郁的《西使记》。还有作为元朝使者随员到柬埔寨的周达观（～年在柬）所著的《真腊风土记》，游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等。朝廷所修的地方志是卷的《大元一统志》。这部洋洋巨著中引用了北宋～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不少材料。当然，在地图方面最有价值的大概要算朱思本（～）绘的《舆地图》了。他用年时间，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做了不少实地调查，绘成此图，它反映了元朝勘察河源的成果，精确度较高，成了明清舆图的重要范本。这些地理知识大增了中国人对海外的认识，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以此为前提的。

元代最有名的大数学家朱世杰（约～约）是河北人，他“周流四方，复游广陵（扬州），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四元玉鉴序》）。朱世杰是一位集当时数学之大成的民间数学家。他的成就不必多举，仅《四元玉鉴》一部就够了。这是一部讲多元高次方程组和高阶等差级数问题的书，其中高次招差的一般公式和后来牛顿的公式完全一致。他的研究水平已超出了秦九韶和李冶。有名的科学史家、美国人萨顿在《科学史导论》中称朱世杰是“他所生存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显然，朱世杰的成就已超越了中国古代数学经典著作的范围。他的成就也超越了所谓中国数学只研究实用问题的传统。科学本身是超越民族的，中国学者也可以超越中国传统——这种超越本身就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生。当然，任何超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更广阔复杂的历史自身造成的，是任何杰出科学家所不能随意改变和创造的。朱的才华闪烁在元朝时曾昙花一现的中外知识杂汇的历史背景上。他的数学思路中仍是以“天地人物”四元代替四个未知数来解四元方程，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也很明显。在元朝时，阿拉伯数字和笔算方法已经传入了中国，许多数学著作也由阿拉伯人带到中国，中国的算术也影响了阿拉伯人的数学。在日本和朝鲜，南宋杨辉和朱世杰的著作都被翻译刻印，日本的算学家们还对这些书加了注解。

元代中国的传统医药学和中亚的医药学——回回医药学，进行了一次交汇，但这种交汇是不彻底的，因为医药学家各有所长，就医者亦对医生有所选择。元朝设立的广惠司是中亚人组成的医疗机构，它主要为宫廷炮制回回药剂，为宫廷卫士和大都的外籍人治病。这个广惠司在朝廷的地位相当高。太医院里中医的地位仍然不低，而且在民间，汉蒙藏各族人民自然多由本族医生看病，其中藏医对蒙医有很深的影响。这多少和元朝统治者尊重西藏的宗教有关。从政治的角度看，元朝对刚刚归属的世界屋脊上的宗教给予尊重也是明智的。由于中亚医生的活动，某些新药和特殊的治疗方法在元代融会到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同样，中国传统的医药学和针灸术也在中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代中医方面有两个大家。一个是宫廷骨科医生危亦林（～）。他写了一部骨科专论《世医得效方》，其中记有用曼陀罗和乌头作麻醉剂的方法。危亦林在临床中使用了这种方法。这是文献所记的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使用。在当时，这种技术无疑是使病人在开刀时免除疼痛的妙术。另一个是民间医生朱震亨（～），他是金代名医刘完素的三传弟子，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由于他用药治病以补阴为主，故被称为养阴派，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之后的金元四大医家中的最后一位。元末明初的民间医生滑寿也很有名。他曾从几位医生学习传统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之类），尤其对针灸学有独到的研究，与北宋御医王惟一齐名。他于年写出了《十四经发挥》。日本人在针灸取穴时多以滑寿的穴位为标准。

元朝的政治及其后果

—世纪期间，元帝国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强大而富有的帝国。以忽必烈家族为首的蒙古贵族集团统治了成熟的中国农业文明世界。这个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使中国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南北对峙局面，塞内外重新统一，西藏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引来了一大批中亚和西方世界的新鲜知识、风俗和物产，中国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并在统一后的和平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统一和重新发展的代价是发生残酷的、大规模的破坏性战争，大批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与新的国家统一同归于尽，尤其是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在元朝更加添上了落后的色彩——处于部落制发展时期的蒙古游牧部落在征战胜利中迅速抛弃了已不中用的原始民主遗风，发展成为世袭专制和子孙分封的政治制度。元朝在统治中国后按照落后的带有奴隶制痕迹的政治意识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实际上只是一部分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人）为一等，其下是中亚人和汉族的一部分特权分子，北方汉人和其他北方民族，最下一级是最后被征服的南方汉人和其他南方民族。对各等人在承担赋税和劳役方面有不平等的规定。整个贵族对土地和财富的掠夺性占有情况极为严重。这种等级特权的代价是统治集团的孤立，同时也形成了各族人民在文化和心理上接近融合的阻力。当然，文化上的汉化或蒙化对于中国的发展都不一定完全是好事，但不平等的政治地位肯定不利于各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促进。

元朝建立后在政治上采用了汉族地区已形成的一些传统，包括推崇宋儒已经建立起来的理学，对孔子、关羽、周敦颐、朱熹等人都加以尊崇，办起国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地方乡学、书院、社学，实行科举制度等。但文化措施不可能掩盖政治上不平等的现实。经过不多几代人，这种建立在民族偏见和政治经济特权之上的统治集团注定要走向腐败，并激起人民强烈的、不可遏止的反抗。这种反抗一旦发生，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便处于极端脆弱孤立的地位。元朝宫廷曾在民间严禁兵器，但是年在黄河工地上的民工首先开始用工具反抗。说明在人民心中，中国最大的自然灾害——黄河泛滥对他们造成的祸患，与朝廷和官府的压迫相比已经是次要的了，所以这些治河民工才把治河的劳动工具变成了武器，继而组织起了有名的红巾军。接着，遭受剥削和压迫最甚的南方立即轻而易举地建立起几个独立的临时政权。就像自然界的黄河决口，洪水泛滥，不可阻挡，最后造成河流改道一样，这是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堤的又一次大决口，其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元朝的统治者甚至没有能力组织强有力的镇压，反抗力量之间在相互争战后统一于朱元璋的旗帜下，元朝皇帝被重新赶到塞北的草原深处去了。

在历史上，西晋末年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是促成北方民族的融合，汉族的语言和文化最后同化了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者依靠军事力量、政治特权和藏族、维吾尔、中亚文化的部分支持较多地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但他们统治的时间也相对短一些。元朝政治中的等级因素与传统的汉族专制制度相比还要落后一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农业民族的政治和游牧民族进入农业文明后的政治都是传统的政治。在这种制度下，可能使社会结构发生突变的所有科学技术果实无论多么鲜美，都只能像草原上一岁一枯荣的花草，而不可能像年轮连续延伸的大树。所以，元帝国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新鲜知识和技术只是一时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但却没有也不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明交汇而生出可以发生突变的文明新种子。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宋元之际的无神论者邓牧（～）之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中国没有出现影响较大的思想家。这可能是由于元代的政治统治窒息了汉族学者的学术空气，使思想天空布满了经久不散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