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行会为了保持各自的独占利益在相近行业之间存在严格的分工

手工业行会为了保持各自的独占利益，在相近行业之间存在严格的分工限制。像苏州玉器手工业，做长器者只许做长器，做圆器者只能做圆器。上海开埠后，木匠手艺乃有红白帮之分，红帮专揽西人工作，白帮则起造华式民房。这些相近的行业不仅彼此从事类似的作业，而且又都构成各个行帮的一种专业。这种行会技术分工的发展导致职业和行帮数目日益增多，进一步加深了各行手工业者之间利益的对立。为了弥合这种对立，避免同行之间的竞争，行会对本行业的生产经营亦施加种种约束。如规定只开设作坊而无铺面的，其产品不准私自销售，只准发铺行销。有的行业因有挑担和铺面两种经营形式。行会对各自营业范围地点亦加划分。有的行业对接受来货加工，必须公摊分配。至于外行私做手艺或外来手工业产品在本地贩卖，更受行会的严厉禁止。同时，行会按不同品种的手工业商品，规定划一的价格，定期调整，并且要求维持产品应有的规格质量，以免有碍销路。手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各项原料，也是要通过行会分派取得，同业不得私自购进。

为了维护行业内部的结构稳定，行会限制每个作坊内部生产设备的扩大；也限制行内每个铺坊帮作(客师)和学徒的人数，还规定帮作和学徒不能同时私自帮作别家，老板也不能把活计发外包做，或私自伙同外行生理。行会还禁止行内成员为了竞销而随意延长夜作或加班时间。帮作及对出师学徒的待遇，也要按照行会规定的工价标准支给。

手工业行会实施行规约束和强制会籍原则的严厉程度超过商业行会，而与一些中小商业的行会相近。手工业者为了维护本行业的狭隘利益，对破坏行规者轻则经济制裁，重则以暴力对付，肆行殴打致死。

所有这些行会措施的目的，都是力图消除行内成员在生产经营和佣工受雇方面可能引起的竞争，使行会手工业生产保持最大限度的稳定。行规对产、供、销各个环节施加的种种限制，虽维持了行会内部的简单再生产，但阻碍了扩大再生产。在严格的行规限制之下，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手工业铺坊随意地变成为较大的企业，从而对社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直到世纪年代后期，随着中国职工运动兴起，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形式才开始日趋没落。

云南铜矿

清代重要的矿冶业之一。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钢、锡著名。元统一云南，驱使漏籍户开采铜矿。天历元年()课铜两千余斤，是全国惟一铜课。明初行官矿制，宣德罢官矿，渐以民营为主，年产不足万斤。嘉靖以后，年产亦不过万斤左右。至清代，滇铜年产余万斤，产量盛时约占全国铜产量的%以上，是清代全国铸钱业的原料基地。康熙朝(～)恢复生产，采冶技术较前亦有发展。

滇铜的采冶技术清代探矿技术仍停留在凭经验识别地势、地貌，据苗引找矿。滇铜亦然。采矿则明硝甚少，多是沿苗脉凿硐，硐内再分类。主要是斜巷入山，深者长达数里，逐级开采。硐内用木架镶，通风用风柜(大风箱)，长巷另开风硐。照明用油灯盏。云南铜矿已广泛利用较为先进的唧筒原理排水，即用人力拉竹木制成的“龙”(往复泵)排水。一个大矿需设龙百余，用工千人。采矿全靠人力锤凿，用麻袋、吊筐背出。劳动条件恶劣，遇积水、崩塌，死者多至数亩。采掘工的生产效率一般在日产二三十斤。冶炼方面，在矿石洗拣后，有配矿技术，即将含铜成分不同的矿石相搭配，间用白石、黄土作媒剂，使炉温均匀，同时熔化，易流，所用冶炉均为高炉型。大者高一丈五六尺，小者高七八尺；进料、放渣、出铜及鼓风各有孔道；较之《天工开物》所记明代冶炉(高五尺)颇有进步。另有精炼炉，属平炉型。大炉所炼铜板纯度约～%，精炼后可达%，是当时最佳水平。滇铜多贫矿，须先烧结，再入炉炼，往往须反复烧炼多次，最后失败者亦有之。

滇铜的生产与铜政铜系铸币材料，清廷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铜政。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棠对滇矿实行招商开采，抽税%，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另由官府发给“官本”，属预付贷款性质，下月交铜时扣还；商民不借官本者，亦须运铜至官铜店交官收购。官收价每百斤银三至四两，不足市价一半。又派官驻厂监督生产，设役巡缉私铜。商民不堪苛扰，多逃往山区边地私采、私炼以至私铸。清廷因铸钱需铜，于雍正元年()，令云南整顿铜政积弊，并令除税课及官府收买供本省铸币者外，余铜听民自卖。铜产由此转盛，雍正四年至十三年，年产铜由万斤增至万斤。

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乾隆三年()突破万斤，其后最高年产量达万斤。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年供京局万斤，称“京铜”。以后年额续有增加。三十五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运京师铜连同加耗高达万斤左右，遂成定额。滇铜除供京铜和本省鼓铸外，各省也来滇采购，岁有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