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从寿春回来驻扎在陈留郡的边界陈留郡太守孙邕谒见文帝出来以

文帝从寿春回来，驻扎在陈留郡的边界。陈留郡太守孙邕谒见文帝，出来以后路过时拜访了鲍勋。当时营垒没有筑好，只树有封道的标志，孙邕只得绕行小路没有走正路，军营令史刘曜想要追究孙邕，鲍勋认为是壕沟和营垒还没筑成的缘故，制止并免除了追究，没有举报。大军回到洛阳后，刘曜有罪，鲍勋上奏要贬退刘曜，而刘曜秘密上表告发鲍勋私下免除追究孙邕罪过的事。文帝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逮捕他并送交廷尉审理。”廷尉按法律定罪：“判刑五年。”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进行辩驳：“依照法律罚金二斤。”文帝发怒说：“鲍勋已无存活的名分，而你们这些人竟敢宽纵他！把三官以下的人收捕交付刺奸（其职督察执法）官员，应当让十只老鼠同处一个洞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代理廷尉高柔等人一起上书说：“鲍勋的父亲鲍信对太祖有功”，请求免去鲍勋的罪过。文帝不同意，还是杀了鲍勋。鲍勋注意修养品行，为政廉洁又能施舍他人，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过了二十天，文帝也去世了，鲍勋被诛杀，人们无不为他叹息悲痛。

司马芝字子华，是河内郡温县人。年轻时是个读书人，到荆州躲避战乱，在鲁阳山遇到强盗，同行的人都丢下老弱的人跑了，唯独司马芝坐着守护他的老母亲。强盗来了，用刀逼近司马芝，司马芝连连求饶叩头说：“母亲年老，生死全在各位！”强盗听到后说：“这是个孝子，杀了他是不道义的。”于是得以免害，他用手推车载着母亲逃难。他居住在南方十多年，亲自耕种，坚守节操。

太祖平定荆州，任用司马芝任菅县县长。当时国家初建，许多人都不守法。郡府的主簿刘节，出自社会上的豪门家族，是动武任侠的人，拥有宾客一千多家，他们外出做盗贼，回郡扰乱地方官吏的治理。没多久，司马芝征派刘节的门客王同等人服兵役，属官据情禀告：“刘节家向来不曾服徭役，如果到时候王同等人藏匿起来，一定留下忧虑。”司马芝没有听取属官的意见，给刘节写信说：“您家是有势力的家族，您又是郡守的辅佐，可是您的门客常常不服徭役，这已使广大百姓怨愤了，这情况有可能传出去让上司知道。现在调征王同等人服兵役，希望按时发送。”服兵役的人已经集中到了郡府，刘节却藏匿王同等人，司马芝于是下令督邮以延误军需假装责备县府，县府属吏束手无策，只得要求代替王同等人去服兵役。司马芝便将文书速送济南郡，陈述了刘节所有的罪过。太守郝光向来敬重信任司马芝，马上要刘节代王同服兵役，打这以后青州就有司马芝“让郡府主簿当兵的传说”。司马芝后升任广平县令。征虏将军刘勋，地位显贵，为人骄横，又是司马芝的同乡将军，他的门客、子弟在边界多次犯法。刘勋写信给司马芝，不署姓名，大多是为门客、子弟们求情，司马芝不给他回信，一律按法律办事。后来刘勋因为行为越轨被杀，与他有牵连的人都获罪，司马芝因此受人称赞。

司马芝升任大理正。有人偷窃官府的白丝绢藏在厕所里，官吏怀疑是女工所为，逮捕女工交付牢狱。司马芝说：“惩罚犯罪的失误，失误在苛严残暴。现在先拿到赃物然后再去讯问供词，如果受不住拷打，有可能会无辜认罪。无辜认罪的情况不能定案。拿取证据是简明又易行的办法，这是圣人的教化。不漏掉有罪的人，这是一般朝代的治罪原则。现在宽免所怀疑的人，是用来进一步说明获取证据定案既简明又易行这一道理，不也是可以吗！”太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司马芝历任甘陵、沛、阳平三郡太守，他在这三郡任职期间都有政绩。黄初年间，调任河南尹，他抑制豪强扶助弱势，私下请他办事他决不办理。遇上朝内官员有事想托付司马芝，不敢开口，就通过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董昭也畏惧司马芝，不给传话。司马芝给下属制定教令说：“君主能设立教令，不能使官员一定不触犯。官员触犯了教令，但不能使君主一定不知道。设立教令而被触犯，是君主的低劣无能；官员触犯了教令而被君主知道，是官员遭灾。君主在上低劣无能，官员在下遭受灾祸，这就是政事治理不好的原因。可以不各自勉励吗！”从此他的下属官吏没有不自勉的。他门下的循行曾经怀疑给司马芝守门的仆役偷盗簪子。仆役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官署的官吏逮捕守门仆役交付监狱。司马芝教导大家说：“凡是事物就有相像而难以区分的情况，除非像古代离娄那样眼力好的人，很少能不出现疑惑。即使实际情况是那样，循行怎么忍心为珍爱一个簪子，去轻易伤害自己的同事哩！希望停止审问。”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顷之，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 系狱。卞太后遣黄门诣府传令，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而上疏曰：“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帝手报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间，直道而行。会诸王来朝，与京都人交通，坐免。

后为大司农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田，在于不失天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明帝从之。

明帝即位，赐给司马芝关内侯爵位。不久，特进曹洪的奶妈当氏，与临汾公主的侍者一起去祭祀无涧山山神获罪而被囚禁在监狱。卞太后派遣黄门宦官到司马芝的官府传达命令，司马芝不准他通报，立即下令洛阳狱官拷打审问，然后上疏说：“他们几个是应该处死的罪犯，都应事先上表等待回复。以前制定禁绝不合礼制的祭祀文书，为的是纠正风俗，现在当氏等人犯下滥祭妖神的邪恶罪刑，供词已审定，黄门宦官吴达来到臣下这里，传达太皇太后的命令。臣不敢让他通报，担心有人营救当氏等人，臣紧急上报皇上，如不得已，请皇上下令保护。因为不能及早结案，是臣的罪责，因此冒犯常法，臣立即命令县狱拷打审问，擅自执行刑法，下臣等待皇上治罪。”皇上亲自写诏书回复说：“看了奏表，明白你的一片忠心，你想遵奉诏书旨意灵活地处理案子，这是对的。这是你遵奉诏书的想法，有什么要请罪的呢？以后黄门宦官再到你处，千万不可让他们通报。”司马芝当官十一年，多次参与讨论法律条文中不合理的部分。他在公卿中，正直行事。恰遇各诸侯王朝见皇上，由于与京都人交往，获罪被免去官职。

司马芝后来担任大司农。先前主管屯田的各部官民，是以经营工商业维生，为的是牟取财利。司马芝上奏说：“君王治理国家，应推崇农耕，抑制工商业，努力发展农业，重视粮食生产。《礼记·王制上》说：‘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管子·区言》认为积蓄粮食是当务之急。现在吴、蜀二敌没有消灭，军队作战接连不断，国家的大事，就在粮食、布帛方面。武皇帝特别设置屯田官，专为发展农桑业。建安年间，天下粮仓充实，百姓富裕。自黄初年间以来，听任各主管屯田官员经营产业，各为部下考虑，这确实不是适合国家大局的做法。君王要以天下为家，因此《传》上说：‘百姓不富足，国君与谁一起富足！’富足的根本，是在于不要失去天时又要尽量发挥土地的作用。现在商人所追求的，虽然有成倍的明显利润，但对于全国统一的大计，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不如开垦田亩增加田亩的收入。农夫干农活，从正月开始耕种，锄草采桑，烧取草灰作肥料，耕地种麦，收割打场，直到十月才结束。修缮仓库，捆好桔槔，运送粮食，交纳租赋，修筑道路，架设桥梁，粉刷房屋，就这样过完一年，没有哪天不在干农活。现在各位管屯田的官员，都说：‘留下的人耕种外出的人的宗田，征用他们的劳力，形势不得不这样做。要做到没有荒废的地方，那么应该让平时有多余的劳力。’臣认为不应再让工商业来干扰农业，应当专以农桑为当务之急，这对国家大计有利。”明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每上官有所召问，常先见掾史，为断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状，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与宾客谈论，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无异言。卒于官，家无余财，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芝。